【本期专题】
红色记忆,聆听马兰故事
作者:王建新
单位:95853部队

      中国核试验基地——马兰,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是以商丘步校一部分为主体组建而成的部队,首任司令员张蕴钰、政治委员常勇,带领这支部队在新疆“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西北方建设而成的一座兵城,面积约10.2万平方公里。马兰的科技人员知难而进、白手起家、边学边干,用手工计算成麻袋的科研数据,用普通仪器改造自创精密仪器,用高寒山地模拟低温实验室……1964年10月,随着罗布泊上空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马兰由此为外人所知。

      马兰基地因驻地生长着马兰花而得名。对外界而言,这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地方,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一个创造神奇的地方,一个升华精神的地方,在创造物质原子弹的同时,也在官兵心底有力爆响了精神“原子弹”,孕育形成了“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的马兰精神。

      马兰精神虽然只有短短的2句话、20个字,内涵却十分丰富。“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概括的是马兰人以苦为乐、发奋图强的进取精神,以及铸国防盾牌、挺民族脊梁的担当气魄;“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彰显的是马兰人无私忘我、以身许国的价值准则,和淡泊名利、甘愿牺牲的高尚情怀。前后两句互为支撑,把奋斗与奉献、做事与做人融合起来,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形象生动地展现了马兰人的价值追求、务实作风和事业品质。马兰精神是老一辈创业者矢志报国、自强不息的智慧结晶,也是一代代马兰人追梦强国、铸盾砺剑的力量凝聚,不仅具有特定的时代风貌,更具有恒远的实践价值。

      马兰承担的是国家使命,肩负的是民族重托,一举一动都事关国家安危,牵动战略大局。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瓦伊纳曾说过,“原子弹将施加某种微妙的影响,每一次外交会议上,在所有与会者的意识里,它都无所不在,并产生影响。”当年我们为什么要搞核试验?理由有三条:第一条,国防安全所逼,不得不搞;第二条,国家发展所需,催着我们搞;第三条,民族尊严所系,人民盼望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祖国利益需要。

      历史的车轮倒退至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震惊寰球,极大加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结束了百年屈辱史,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那时,我们的腰杆子还不够硬朗,脊梁还没有挺直,脚跟也没有站稳,美国人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纠集一些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制裁,还多次叫嚣要对我国使用核武器,甚至扬言要把厦门变成第二个广岛。出于自身需要,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核威胁、核垄断,维护国家安全,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作出研制原子弹、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在中央决定原子弹上马的会议上,毛主席说:“出兵朝鲜,我想了3天;搞不搞原子弹,我想了3年。”陈毅元帅说:“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搞出来了,腰杆子就硬了。”张爱萍上将也讲:“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这些开国元勋们掷地有声的话语,今天回味,仍然振聋发聩。

     为了尽快搞出原子弹,一大批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物理学家彭桓武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等等,他们来到“死亡之海”罗布泊,一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以赤诚之心谱写了扎根戈壁滩、铸造核盾牌的爱国诗篇。

      “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自豪地说:“如果我不回国,可能在学术上会有更大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朱凤蓉研究员是清华园走出的第一位女将军,在清华大学九十年庆典上,她动情地说:“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投身伟大事业,把个人前途和祖国命运联系起来,才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实现人生价值。”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夫妻”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先后选择到了大漠戈壁,短短几年,夫妻俩在各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成为试验场上的骨干力量。他们说:“如果在大城市,生活可能会好一些,收入也可能会多一些,但未必有现在这么充实和踏实,因为在这里,我们不用去思考自己与祖国的距离,也不用怀疑自己在虚度时光。”吕敏院士,在戈壁滩一干就是几十年,1986年4月被病魔击倒了,急需转院治疗,当同志们用担架抬他上飞机时,他还不停地念叨:“我不能离开,我的事业在这里。”

      某工兵营官兵常年驻守在戈壁一线,睡过帐篷,住过地窝子,由于受保密条件限制,现在住宿条件十分简陋,十几个人挤一个板房,夏天像蒸笼、热得人睡不着,冬天像冰窖、冻得人直哆嗦。戈壁滩上寸草不生,狂风裹着沙尘漫天飞舞,即使在室内就餐,也必须速战速决,如果动作稍慢,碗里就是一层沙尘。官兵常说,为了国家和军队的强大,我们可以付出一切。国家把核试验的光荣使命交给马兰,马兰人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答卷。“宁可透支生命,绝不拖欠使命”“铸国防盾牌,挺民族脊梁”是马兰人的价值准则。无论任务有多重、考验有多大、生活有多难,始终义无反顾、无怨无悔。

      “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院士,一生致力于核试验事业,年过七旬依然战斗在科研试验一线。罹患癌症住院后,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未完成的科研项目。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8天,他把病房当战场,坦然面对生死,决然放弃治疗,依然忘我战斗。“我要工作,不能躺下,一躺下就起不来了”,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用尽气力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发起了悲壮冲锋,9次请求下床工作,直至把他最牵挂的某科研课题的技术思路梳理清楚、留给后人,书写了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壮美人生。临终前还嘱咐老伴:死后一定要将骨灰埋在马兰——这片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热土上。

      最艰苦的人最光荣,最辛苦的人最幸福,最吃苦的人最吃香,这是马兰人最朴素的价值观。环境艰苦、工作艰辛、攻关艰难、任务艰巨,始终伴随着马兰事业的发展。核试验是在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地区艰难起步的。这里“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自然环境极端恶劣。西方探险家曾说,正常人在罗布泊生活,“要得神经病、要发疯”。

      张蕴钰将军说:“刚到这里工作,就像是在月球上生活。”马兰组建之初,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物资极其短缺。创业者们咬紧牙关,战戈壁、顶风沙,冒酷暑、斗严寒,用心血、用生命,用双手、用肩膀、用热量不足的血肉之躯,承载起了创业的艰难。

      陈士榘上将回忆当年创业时说,那是一场同天斗、同地斗、改造大自然的大兵团作战,吃的是沙砾饭、喝的是苦咸水、住的是地窝子、睡的是大通铺,但大家始终都有吃大苦、耐大劳的昂扬斗志。没有营房,就搭帐篷、挖地窖,不仅有“帐篷宿舍”,还有地窖小学、地窖商店、地窖邮局;没有机械,就用人力“背、扛、抬、拉、推”;缺粮食,就把玉米面炒了以后再蒸,做成“高产饭”,采来野菜和榆树叶作“代食品”充饥;缺生活用水,一盆水蒸了馒头再洗脸,晚上洗完脚又澄清洗衣服。即使在吃不饱,患浮肿病、夜盲症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唱着歌儿、喊着号子战斗在试验阵地上,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张爱萍上将就曾写下一首歌词:“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任凭天公多变幻,哪怕风雹砂石扬。头顶烈日,明月伴营帐,饥餐沙粒饭,笑谈渴饮苦水浆……”这首歌,是对战斗在罗布泊的科技工作者和官兵们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概括,至今仍在部队传唱。

      只有为人民做出了奉献,才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回忆。核试验事业的发展史,既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奋斗史,更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奉献史。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是马兰官兵代代相传的价值坐标。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马兰官兵的口头禅。一代代马兰人,不仅把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戈壁大漠,而且把自己的子孙后代,甚至把最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的核试验事业。

     任务区有一个地方叫“木兰村”,是当初一批女科技干部居住的地方,她们大都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巾帼不让须眉,当同龄人沉醉于花前月下的美好时光时,她们却奋战在戈壁大漠,无暇顾及个人的情感,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爱都献给了核试验事业。她们当中有的到50多岁才结婚,一位叫姚姣卿的大姐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前几年已经去世了。青丝化作西行雪,深情铸就边关恋,青春无悔,生命无怨。

      被官兵称为“传奇院士”的乔登江将军,1988年5月被确诊患有肾癌,右肾被切除。大病初愈,他就带着维持生命的药品再次走进任务区。1988年底退出现役后,他对核事业初衷不改,继续奋战在科研一线,2010年,经中央军委批准,82岁高龄的乔登江院士再一次穿上军装,直至奉献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传奇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

      马兰是一片热土,很多人即便离开了,他们的心却依然牵挂着这个地方。有一位老专家在马兰工作了大半辈子,退休前专门找到政治部门,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把马兰歌曲拷贝一份给他。他说,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听着《马兰颂》吃饭、伴着《马兰谣》就寝,听不到这些歌,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这些真实朴实的人和事,充分反映了马兰老一辈创业者,对马兰这片热土的无比眷恋,对核试验事业的无限热爱。

      在马兰烈士陵园里,长眠着几百名为核试验事业和基地建设献身的军人、职工和家属。他们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靠着对国防科技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有的在任务现场壮烈牺牲,有的在建设中以身殉职,有的在抢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中英勇捐躯,有的在平凡的岗位上积劳成疾悄然逝世,还有的则是为支持这项事业而栖息在这里的父老妻儿,有的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安葬在这里的人们,是为创造惊天动地业绩而献身的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马兰。

       核武器事关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和政治外交大局,被世界各国都列为最高机密,只能干、不能说。为了这个事业,官兵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隐姓埋名。“两弹元勋”邓稼先在接受研制任务后,对妻子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了,通信也困难。从此,他便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这期间,他的同窗好友,有的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有的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直到国家公开表彰“两弹一星”功勋时,人们才真正知道邓稼先的名字,这时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在马兰,无论是院士将军,还是科技专家、普通一兵,都把干过的事藏在心里、烂在肚里。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儿子当年赴马兰参加任务,悄悄一人上路、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罗总长的夫人半年多没见到儿子,四处打听询问。罗总长明明知道儿子就在罗布泊工作,却始终严守纪律,守口如瓶。

      “夫妻树”的故事,在马兰传送了几十年。当年,某科研所王茹芝与丈夫张相麟同时接到去马兰执行任务的命令,他们都没有告诉对方要到哪里去,只说要出差。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路途中,在一棵老榆树下等车时,两人偶然相遇,才知道是为了同一项任务而来。张爱萍上将听了这个故事,很受感动,称赞他们是祖国的好儿女,并将这棵树命名为“夫妻树”。这棵饱经沧桑的老榆树,见证了一对对夫妻、一双双情侣怀着理想信念,义务反顾地走进大漠戈壁,书写自己对祖国的忠诚与挚爱。

      2005年,两院院士评选,马兰几名专家作为候选人参评。按照惯例,院士评选之前要先进行公示,把候选人的基本情况、科研成果等向社会公开。但这几位候选人的科研成果一栏下却是一片空白。事实上,不是他们没有成果,他们的成果很丰硕;不是他们没有贡献,他们的贡献很卓越。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从事的事业,只能做不能说。

      对于马兰官兵来说,最痛苦的牺牲莫过于尽忠难尽孝。军士涂庆荣,探亲回家照顾肝癌晚期的父亲,期间接到部队“见电速归”的通知。一边是即将离世的父亲,一边是部队的紧急任务,在忠孝两难的抉择中,他想起了那副在任务区广为流传的对联:“举杯邀月恕儿郎无情无义无孝,献身科研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第二天,涂庆荣写下这幅对联贴在自家门上,含泪踏上了归队之路。回到部队第13天,他父亲就去世了。

      工程师小霍与妻子虽然同在某研究所工作,但常常是聚少离多。在某任务的攻坚战中,小霍几乎每天都要工作至深夜两三点才回家。他怕影响妻子休息,而妻子也怕影响他工作,俩人虽同住一屋,却半个多月没见过面。不知什么时候,家里竟然多了一块钉在墙上的小白板,“我回来了,看你睡得正香,晚安”“早饭在锅里,热热再吃……”生活上的各种交流,都通过小白板上的留言表达出来。小白板的故事在研究所被传为佳话。

      马兰是一片登攀奋斗的热土,是历练成才的沃土,是砥砺精神的净土。马兰精神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在核技术和新技术领域的生动体现。它承载了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怀,记录了激情燃烧的光辉年代,凝结了中华民族追梦强国的豪迈气概。

      马兰精神根植强国大业、聚力强军目标,她不仅属于马兰人,更属于祖国,属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今天,在建党百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梦既是国家的梦,也是民族的梦、大家的梦。人的一生能参与实现这样的伟大梦想,不仅是人生的光荣,更是人生的幸运、人生的幸福。马兰人必将驰而不息地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闯劲,以铁杵成针、滴水穿石的韧劲,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狠劲,听党指挥,为国铸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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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佳静
发布时间:Jul 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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